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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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照會國聯秘書長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時譯德蘭孟）：「我國軍隊及人民，因遵守本國政府命令，對此強暴行為，並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勢擴大之舉動」。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1932年1月2日，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37]:24。1932年1月30日蔣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變發表通電：「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38]。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39]
王禹廷認為，當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雄踞東北，舉足輕重，中央政府對他極盡拉攏[14]:2。張揮軍入山海關，協力靖難，東北邊防空虛[14]:2。日本軍閥乘隙發動「九一八」事變[14]:2。事變初起，不無局部解決之可能，中央政府未能妥善運用，一心寄望於國際聯盟調解，未作直接交涉之折衝，時間蹉跎，衝突擴大[14]:1。
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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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的決議》，提出組織游擊抗日（後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即抗聯）。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2月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40]。
張、蔣與所謂的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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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前，據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中國大陸1960前後發表的回憶稱，蔣介石於8月16日所謂"銑電"致張學良謂：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攜其夫人于鳳至和趙媞小姐正在前門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41]。
還有其它論述張學良所謂一生都帶著蔣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電報文隨時放在身邊。學者劉維開認為，除了洪鈁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的回憶檔案館庫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42]，而考量當時(1960左右)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能排除洪鈁為了個人利益講了違心之論[43]。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載：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復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乾，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載：
在「九一八」之夜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假三經路蔣斌家召集高級官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張偕于鳳至和趙媞正在前門外中和茶園聽梅蘭芳唱《宇宙鋒》。當告以日軍侵占瀋陽，張始從戲園趕回來接了電話。張重申了蔣介石「銑電」（同年八月十六日蔣拍給張的電報）的內容，大意是：如日軍侵入，應避免衝突，一切忍讓，勿逞一時之憤，以免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以待「國聯」處理。
既然是蔣介石致電張學良，一定有發文、收文雙方存檔及轉發相關軍事主管，然而迄今為止，在一千多頁的張學良檔案中皆未論及所謂「銑電」，更未見各軍事長官間接收到的銑電電文。無論在中央級或地方級的檔案館都無人見到過這封所謂銑電，所以不能排除這些回憶錄是抄來抄去，真實性存疑，需進一步查證[44]。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臧式毅[45]：「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東北步兵第二旅旅長何柱國稱：
「張學良於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叫他於12日去石家莊與蔣會晤。那天上午，蔣、張分乘兩輛專車，蔣介石的專車自漢口開來，張學良的專車從北平開來，就這樣兩個人都未下車，把兩輛專車合攏後，在車廂裡舉行了秘密會談。那時我正駐防在石家莊，得訊後提早在車站外圍派部隊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專車及車站範圍內，則由蔣、張自帶的衛隊負責。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過於一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張學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來源和真相就是這樣，而張卻替蔣介石背上了一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46]。
而由蔣秘書編纂的蔣中正《事略稿本》記載在12日蔣的行程為：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閱。會客。後天保城浙軍紀念塔前。與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時）。吳忠信持粵方汪兆銘等復電來見。」
9月12日上午，蔣中正在官邸批閱公文與會客，中午與親友前往南京郊區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持覆電來見，晚上覆陳銘樞等人電報。當時全國最快的京滬快車是6小時行程250公里，至於漢口到石家莊距離850公里，以當時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時，請問蔣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時的空隙中去石家莊會晤張學良，既不耽誤中午去紀念塔，又不耽誤下午會見吳忠信？[42][44]
事變時，張學良承認在九一八當時，乃是張學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蔣介石遲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張學良事後自己也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47]
榮臻，總結九月十八日深夜的報告：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48]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記者談話時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49]
張學良，同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50]。
遼寧政委會代主席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容臻急電北京，想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求應付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51]
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准抵抗」。張學良則是在1991年重獲自由後對電報論接決否認，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且郭維城在1934年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滲透至張學良指揮體系擔任側近，要「回憶」1931年的往事不會是親身經歷。而透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52]。且9月18日上午9點半，蔣介石登上永綏艦赴南昌督師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報才知日寇攻擊瀋陽兵工廠、占據北大營，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張學良有電函往來[44]。
當時《大公報》對918事件的有關報道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53]。......」在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稱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54]。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2月15日，蔣中正辭職，張學良也辭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終，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觀火，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侵占中國東北的戰爭，短短半年便將東北軍勢力全部驅逐。
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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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安內攘外
事變前，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1930年7月23日，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17]:91，提出「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蔣還建立陳果夫、陳立夫CC系「中統」和黃埔系「軍統」，專注打擊中國共產黨勢力。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3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
事變期，九一八前夕，蔣自任南昌行營主任，集結30萬兵力，正在江西親自主持對共產黨中央紅軍的第3次圍剿，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並於12月負起責任辭職，導致第3次圍剿亦受影響，中共獲得了喘息壯大的機會。
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裡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占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余主張：日本占領東升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余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余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余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余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夸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余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由於當時中國形勢複雜，蔣又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複雜歷史背景[55]。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
至12月15日，東北大量國土被日軍占領，蔣介石被迫辭職。
事變後，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駐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率領下，奮起抵抗。面對日本節節緊逼，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蔣介石為軍委會委員之一，蔣復出。
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遂由何應欽在報請蔣介石同意的情況下，派軍政部次長陳儀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王俊直接與日軍謀和。2月10日王俊同日軍第九師團參謀長（原日本駐滬使館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將談判。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簽約，來自日方的軍事壓力減弱。
蔣即重拾攘外安內政策，繼續對江西工農紅軍發動圍剿，1933年2月蔣親自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何應欽為實際指揮官，集中50萬兵力開始第四次圍剿。
國內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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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的標語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當時，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的汪精衛嚴厲譴責蔣介石丟失東北，並要求其下野。不久，蔣介石宣布下野負責。汪精衛與孫科等粵系國民黨領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東北抗日義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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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東北抗日義勇軍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東北地方警察，保安團和民眾自發組成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軍，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但由於各自為政，最終多走向失敗。到1934年，東北抗日義勇軍因日軍圍剿和未獲國民政府足夠支持瓦解。部分退入關內，部分併入中共與蘇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34]
民間遊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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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珍珠橋事件
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民眾激昂，各地自動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東北[17]:99。而一般青年基於愛國之心，自動組織抗日團體，或捐獻財物，或前往東北實際參加抗日工作[17]:99。
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被迫辭職。
12月爆發珍珠橋事件。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56]。
文藝作品
編輯
《松花江上》（張寒暉作詞，作曲）、藍蓮花、火流星（遼寧電視台）。